我们好像总是纠缠在某种历史情结之中。我甚至想，也许可以简单地把一部历史划分为“形成情结”和“情结”这么两类时期。往往要等到新的历史情结形成了，我们旧的情结才告完结。明清之际正是一个形成历史情结的时期，这一堪称巨大的情结大概断断续续一直绵延到清朝覆亡之后。这多少是因为这回“易代”并非只是简单的朝廷更替，此后的异族统治是许多人（尤其是士大夫）实在难以接受的现实，它违背了士大夫之安身立命的基本逻辑。要想深刻地认识这一时期的若干问题，或许只能等到历史情结彻底完结之后；另一方面，如果不能重新置身于此一情结之中，又似乎很难深厚地体会当时人的种种心态和行为。我们平时所说的“理解”，原本是包括了这样两个多少相互矛盾的方面，我读赵园的近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就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
作者在后记中说过两段话，可以视为该书的出发点，同时也概括了它的主要特色：
“在寻绎研究对象的思想史的意义时，我不免想到是否正是‘思想史’（有时即＝‘理学史’）的既定格局，限制了对‘思想’的整理，使得大量生动的思想材料因无从纳入其狭窄的框架，而不能获取应有的‘意义’。引起我兴趣的，通常更是一些像是未经系统化的思想材料，甚至为一般思想史弃而不用的材料。我相信‘思想史’并非仅由那些已被公认的主题构成。”
“对于‘人’的兴趣，始终是我做上述课题的动力：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以至我所涉及的人物的性情，由这些极具体的人交织而成的那一时期复杂的关系网络。即使对事件的研究，吸引了我的往往也是‘心理’的方面，尽管我并非有意于‘心态史’。”
从前一方面看，作者显然是有所取舍的；从后一方面看，她之所取又是依照自己明确的方向。这本书的结实、厚重和不同凡响都是由此而来。这实际上是一部由作者感兴趣并且有心得的若干话题集合而成的论集，然而我们读罢感觉却是浑然一体的。虽然如她所说，并未专门要去建构什么“框架”或“格局”，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其中没有这些，只不过一切都是内在的，有机的，也就是活生生的。她的全部开掘其实都有所倚仗，即对“大量生动的思想材料”的掌握和使用，此类材料之丰富充分，而且组织得不枝不蔓，相互呼应，庶几可以视为这本书成功的要害所在。而所有材料进入她的视野都是经过了她自己的深切体验。关于”体验”，书中有番话说：“一家刊物在有关我的论文的编辑说明中，说到‘史料与体验的结合’，这种说法并不使我感到鼓舞。‘体验’在历史研究中似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体验’或许确实是我暗中所凭借的。”我倒以为方法论（无论哪种）也要有体验做底子，没有体验，方法论就成了空口说白话了，类同于那种凭空捏造“框架”或“格局”然而最终一无所获者。体验也就是发现。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不少章节里，作者和历史人物之间在心灵上有着一种很深的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自说自话”的书：“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等等，在书中主要是由他们自己表达出来，而最终我们获得的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的完整印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你由明末‘忠义’及明遗民传状间，随处可以读出其人的时间焦虑，尤其在明将亡未亡及覆亡之初。此种焦虑自有其充分的理由。在参与抵抗者的经验中，恢复时机的转瞬即逝，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怕的事实。瞿式耜丙戌九月二十日家书中说：‘家中光景，想今年反觉太平，此间亦有传来谓南方甚熟，米价甚贱，人民反相安，只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何以甘心剃发？难道人心尽死？’在其时的‘与义’者，最令人心惊的，或者就是这种‘平安’的消息的吧。”
这里的意味只能以苦涩二字来形容。对瞿式耜和他的同志来说，他们是无奈的，因为他们的命运如此。他们在他们的情结之中，有自己的情境和语境，也只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逻辑，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一逻辑的存在，而且当年人物生死存亡都维系于这一逻辑。我以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最精彩的就在这种地方。这是一本常常令人感动的书，或者说是一本充满痛苦的书；某些章节，如“易代之际士人经验反省”，“作为话题的‘建文事件’”，“遗民生存方式”，特别是“时间中的遗民现象”，读之如看老杜之诗，的确是沉郁顿挫。我这么评价一部思想史或许是看走眼了，但是我想如果把这类体验都漏掉了，抑或压根儿没有，那么这样的思想史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而书中另外一处表述，则可以被视为是代表了作者对于“那一时期士人的心态，他们的诸种精神体验”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的理解和态度：
“读有关史料与明人文集，明末事之不可为，南明事之不可为，即使亲与南明朝事者也多洞若观火。至于明人说明末事，以至清人说明末事的好说‘若然’、‘倘然’，只合读作愿望表达，不可过于当真的，实则有关明的正史野史，对明末之为绝境，都不吝形容。事后看来尤为惊心动魄的，是毅然死义者的分明知道‘不可为’。”
凡事到了“分明知道‘不可为’”而又实在不能不为的地步，而且还要做到极致，一个属于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就已经周全了。我常常想对于烈士也许无从批评，因为他们以他们的死完成了他们的逻辑。对待瞿式耜、刘宗周、黄道周、张煌言等人，恐怕也只能是把他们留在当年的情结里，我们在情结之外无论说什么总归隔了一层。说来我们作为后人，只能批评话题，而无法批评话题的实施者，因为话题之被实施，至少对其本人来讲，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话题。我想体验一语的真正含义大概就在这里。有时体验也就等同于缄默。
方才我说作者的理解和态度时强调了“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因为如果要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们也许该使用另外一种表述。书中写到：
“在我看来，明遗民的自我惩创也正因于创伤感；这也是明清之交时代病之一种。不妨认为，明遗民行为的极端性，是有明二百余年间士风的延展；但因有此极致，其不合理，其为对生命的戕害，也更清楚地呈露出来，启发了士之有识者的批判意识。”
这里作者谈到“不合理”，说明心中自存“合理”；谈到“对生命的戕害”，说明在总体把握上有着一个人道主义的底蕴。而对她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我想起“合情合理”这句老话。在本书中，“合情合理”的“理”乃是人之常情；至于别的——某种特定情境（当诉诸话语时就是语境）中人情向着某一端的偏移，亦即作者在另一处说的“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我们才该说是“合情合理”的“情”。涉及前者时，作者往往置身于历史情结之外；涉及后者时，她则与所体验的人物一起回到情结之中。平时讲合情合理，似乎该是一元的，但是在作者这里有时不免是二元的了。因为既要清醒认识，又要深切体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好像就有着要用前者来矫正后者的倾向。然而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超越具体情境的大情境，一个超越具体语境的大语境，或者进一步讲，是否有一个落实于这种大情境和大语境之中的人之常情，说实话我是有所怀疑的。当然这里作者所表达的批判意识都很正确，但是也许这只是历史意义上的正确，而不一定是（当时那个）现实意义上的正确。她有一句话说得很透彻，不过也许未免要嫌太过透彻了：“然而自设情境，毕竟使得生存虚幻。”这样说话是否是另外一种“自设情境”呢。
作者在书中很认同于明亡之后王夫之等人“仁暴之辨”一类看法，这证实了我有关本书在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时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标准的推测。然而王夫之或多或少已经是在情结之外说话，他在实现清醒的同时放弃了另外一些东西。他已经接受了“明亡”这一事实，而此前那些“忠义”则以死拒绝这一事实，不错，我们很容易在其间分出高下，因为前者看得清楚而后者看不清楚，但是在不同情境和语境之间所做的这种比较是否也是有限度的呢。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或许可以说，只是在明亡终成无可更改的事实，士人脱出了当时的历史氛围（尤其朝堂的政治氛围）之后，才使得不可、不便言说的得以言说，使有关话题成其为真正的话题。这是后话。”
“得以言说”，意味着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语境；“成其为真正的话题”，于是什么都好说了。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拿这个去要求处在过去情境和语境中的人应该怎样，似乎合理而不合情，多少有点儿苛刻。的确“这是后话”，一切反思都是“后话”，这是反思得以深刻之处，也是反思有所局限之处。所以反思容易也不容易。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说无奈比说奈何要更深切一些。易代之际，人物多可体恤原宥，他们没有法子。至于当作者说“然而无论万元吉还是王夫之，均未追究及于道德论凌驾于明智的政治考虑终占上风的深因，追究及于导致败亡的大语境”时，我想大概要算是“后话”的“后话”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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